新年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停产、项目停工，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疫情已对全年投资节奏造成显著冲击，稳投资压力进一步加大。急需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同时，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稳增长稳就业。
一、投资下行压力加大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4年低至个位数，且逐年下降。2015-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0.0%、8.1%、7.2%、5.9%和5.4%，增速逐年下滑。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1%、4.2%、4.8%、9.5%和3.1%，增速长期处于低迷。基础设施投资也从2017年增长19.0%，断崖式下滑到连续2年仅增长3.8%。2019年，中央提出“稳定制造业投资”，表明我国制造业投资低位增长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重视。
2020年投资面临更大下行压力。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本已疲弱的投资走势而言无疑雪上加霜。从刚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看，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其中民间投资下降26.4%，与2019年分别增长6.1%和7.5%形成巨大反差。从目前各地反映出来的数据看，截止到3月3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项目复工率不到40%，且比一周前提高了22个百分点。其他类项目的复工率尤其是民间投资项目的复工率，可能会更低，而这已是正常春假过去了33天。考虑到目前仍然有部分项目未全面复工，疫情全面消除还需一定时间，加之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全年投资将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若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投资后续发力，全年投资增速下台阶的概率会增大。
二、稳增长稳就业需要扩大有效投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走势看，2020年国内外需求回暖面临更多制约因素，稳投资是当前稳经济增长的关键抓手。从国内消费需求看，2016-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0.4%、10.2%，9.0%和8.0%，增速逐年回落。2020年，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即使不考虑疫情因素，增幅也难大幅回升。有些消费在疫情消除后可以恢复弥补，但有些消费是无法通过后续加大消费进行恢复弥补或不能完全恢复弥补的，如餐饮、旅游、娱乐等领域的消费，因而，受疫情冲击影响，全年消费增幅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从出口需求看，2020年世界经济前景暗淡，全球贸易增速复苏有限，我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外需仍将继续低增长。2019年，按美元计我国进出口总值下降1.0%，出口增长0.5%，增幅分别比2018年回落13.6和9.4个百分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暴发且不断蔓延，一些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多国股市出现“熔断潮”，市场担忧情绪不断加重，这对全球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或将大幅放缓，将导致全球贸易增速进一步下滑。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世界贸易监测”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贸易量下跌0.4%，出现金融危机后的首次下滑。世贸组织3月11日发布报告强调，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未来几个月全球服务贸易景气指数将可能在2019年12月96.8基础上进一步下降。2020年我国企业的出口订单前期受到国内疫情的影响，接下来将受到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全年我国出口形势极不乐观。
今年消费与出口需求增长都面临很大下行压力，扩大有效内需以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无疑需要更大程度上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三、扩大有效投资有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投资从短期看是需求，从长期看是资本积累。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看，资本积累强度是决定一国经济发达程度的关键因素，真正发达的国家无不拥有雄厚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的表现在资本积累上，体现在先进设备、先进工艺等投资的增长上，正是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才真正使得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与美欧等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资本积累强度很低。从劳均资本水平比较看，相关资料表明，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仅为8.7万美元，而美国达到35.6万美元、德国44.3万美元、意大利55.2万美元，世界平均为16.4万美元，OECD国家33.8万美元，我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4%，不到美国的1/4、德国的1/5、意大利的1/6。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劳均资本是多年不断的投资积累形成的，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需要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积累资本。
当前我国正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动力变革的关键是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推动新旧动能转移一靠增加先进产能，二靠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能，无论新增还是改造，都离不开固定资产投资。
实体经济领域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动力变革、质量变革的关键。2019年，在我国制造业投资整体低迷情况下，装备制造业增长更加缓慢。2019年，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2%，汽车制造业投资下降1.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下降2.5%，金属制品业投资下降3.9%，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下降7.5%，2020年1-2月这些行业投资增速分别下降40.1%、41%、39.7%、33.7%和38.1%。从全部投资的构成看，2019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下降0.9%，2020年1-2月份下降32.9%。当前疫情短期对制造业的影响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今年2月PMI为35.7%，新订单指数更是低至29.3%，均低于2008年11月份38.8%和32.3%的最低值。部分制造业企业正面临生存压力，个别企业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需求增幅减缓正计划对外转移投资，面对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如若再不稳定投资、扩大内需，一旦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再转回来就会极为困难，这将影响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对长期经济增长、对就业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四、政府投资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从拉动我国投资增长的三大领域看，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占全部投资的75%以上。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趋势，2019年增长9.9%，是拉动2019年投资增长的关键。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避免经济发展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2020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将会继续，房地产开发投资不可能为稳投资而出现过快增长。
制造业投资在2020年也难以走出低迷状态。在目前我国全部制造业投资中，民间资本投资占80%以上，而民间制造业投资又占民间投资一半左右。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虽然出台了不少政策以鼓励民间投资，却不见效果，2019年出台多少政策鼓励企业投资，2019年民间投资仅增长4.7%，比2018年增幅回落4个百分点，低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7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下滑，不是政策不到位，主要是市场不给力，许多政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难以发挥出更大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期，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各行业都存在着巨大投资空间，企业投资积极性普遍较高。但随着近年来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台阶，企业深深感受到了经济下行周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开始真正经历经济不景气的洗礼。与政府投资不同，企业更注重未来市场的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普遍不太看好，民间投资会更加谨慎，即便政府给予更多政策鼓励和支持，短期内制造业投资增幅也将难以较快回升。
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受限、制造业投资难以较快回升的现实情况下，面对投资下行的压力，扩大政府有效投资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发挥宏观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对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五、对有效投资不必“谈投资色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应对政策，其中就包括扩大有效投资。从3月初各地披露的信息看，有13个省市区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的总投资约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的投资约3.5万亿元。这是项目计划总投资，仅仅是工作清单，项目离进入到实质性施工阶段还需经历规划、土地、环评等许多环节，全部项目能否今年开工建设还取决于各项工作的落实进度和程度。
从我国过去的投资看，项目计划总投资远远大于当年完成任务的投资。2012年、2014年，我国进入施工阶段的项目计划总投资分别为112.6万亿元和151.26万亿元，而当年完成的投资额仅分别为36.5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当年完成的投资额仅分别为项目计划总投资和32.4%和33.1%。从年度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的投资规模看，2017年，基础设施完成投资为14.0万亿元，2018年和2019年分别增长3.8%。目前部分省市区公布的约34万亿元项目计划总投资远低于2014年的施工项目总投资，约3.5万亿元的年度计划完成投资也远低于2019年约15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更不及2019年完成的55.1万亿元投资的10%。
当前，扩大政府有效投资有利于稳定投资增长。投资稳，经济就稳，社会就稳，人心就稳。而政府投资作为公共投资，其投资方向和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设施及应急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实际上，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供给还存在许多短板和弱项。从城市建设看，尽管城市地面上的设施建设较好，但地下设施建设欠账很大。如城市管网超期服役、年久失修，老化、锈蚀极为严重，许多城市老旧小区环境差，城中村脏破旧不堪，公共设施极度缺乏。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许多城市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大量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需要治理，农村环境卫生需要大力整治。这些都急需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抓紧填平补齐、改造更新，为城乡居民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生活服务配套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与企业投资不同。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会因市场需求改变而被淘汰，而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不仅投资周期长，使用周期更长（如20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大运河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大多不会因市场需求变化而短期内就被淘汰。扩大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投资，只要是符合需要的，就不会导致过剩，早建设早受益，而且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能早日得到增强，遭遇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和经济损失。
因此，对于扩大投资尤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无论是从短期为扩大内需、应对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还是从长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