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1923-2015），新加坡的总理及建国之父，被崇敬地誉为“新加坡国父”。本章节选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第九章，其中汇集了李光耀对“我对这个世界的观点”的独到见解。此书由蒋宗强先生翻译。

战略原则为何？您的基本战略是什么？

在我看来，人性深处潜藏着阴暗的角落，因此必须加以规训，以遏制其向邪恶倾斜的趋势。尽管这种看法或许让人感到些许悲观，但我对此坚信不渝。

我们已挺进浩渺无垠的宇宙深处，但在驯服自身原始的冲动与情感上，我们尚显稚嫩。这些冲动与情感，虽曾在旧石器时代助力我们求得生存，但如今面对太空时代的种种挑战，它们却显得格格不入。

尼赫鲁先生在处理该问题时，其基本判断不幸出现了失误，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失望与痛苦。实际上，亚洲的权力政治与它的部落传统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生存并保持我们的独特性，我们都必须学会去挖掘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尽管儒家思想深信人性具有可塑性，我个人的观点却与此相左。在我看来，人类与动物并无二致，对于能否对人性进行根本上的改良，我持有保留态度。不过，我坚信对人的行为进行培训和指导是切实可行的……正如同我们可以训练那些习惯用左手的人改用右手书写，但这种改变终究无法触及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

多数人主张，所有人都应拥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但是，这一理念在实际生活中能否实现？如果它行不通，那么对平等的不懈追求或许会带来负面效果。

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在于，世间万物均不存在绝对的平等，既无尺寸完全相同之微末之物，亦无规模完全一致之大器。在物质世界的法则中，平等这一观念从未真正得以实现。即便是在外观上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他们的诞生亦有其先后的顺序，而先出生者往往能够占据优先的位置。人、部落、国家皆然。

人类间并不天然平等，他们身处一场极为激烈的竞争之中。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最终遭遇覆灭，其症结在于它试图实现利益的平均分配。然而，此举导致的结果是，无人愿意付出努力，同时每个人都渴望确保自己不落在他人之后。

差异确实存在。

在每一片土地上，每千名新诞生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些孩子闪耀着非凡的智慧之光，而更多的人则归于平凡，还有少数或许显得稍显迟钝……正是那些堪与天才比肩，或是略胜常人一筹的个体，最终引领着未来的航向……我们热切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期望为每个人铺设平等发展的道路。然而，在心底深处，我们并非天真地设想世间能有两人在毅力、动力、敬业精神以及内在天赋上毫无差异。

在深入探讨此议题的过程中，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The Fatal Conceit: Errors of Socialism）中提出的论点既清晰又极具权威性，与我长久以来的观点不谋而合。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并未详尽地揭示一些杰出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非理性之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这些杰出的智者们普遍坚信，人类的大脑具备创造出一种更为卓越制度的潜能。这种制度所赋予的“社会正义”，其价值远胜于过去数个世纪由“历史进程”与“经济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成就。

任何政权、宗教或思想均无法彻底征服全球，亦难以按照预设的蓝图重塑整个世界。世界的多元性显而易见，各民族、文化、宗教、语言和历史各具特色，各国应当沿着各自的轨迹去追求民主与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卫星、电视、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及便捷的旅行条件使得各国社会紧密相连，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日益加深。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何种社会制度最能够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这取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律。

我对战略思维与决策持积极态度。

或许，以欧洲的尺度衡量，我位于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然而，我更愿意将自己界定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力主实现机会的公平分配，致力于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最佳的成长机遇；另一方面，我亦怀揣着一份深厚的同情心，期盼那些遭遇挫折的人们，在逆境中不至于愈发深陷困境……我希冀制度能以极致的效率运转，然而，亦需兼顾那些境遇不佳的人群。他们或因自然条件所限，资源匮乏；或因自身条件所限，缺乏拼搏进取的可能……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究竟何为最佳解决方案？如何才能让尽可能多的人享有最大幸福与福祉？

自幼沐浴在三代同堂的和谐氛围之中，这潜移默化地使我对于儒家学说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智慧如同细雨般无声地滋养着我的心灵。儒家思想坚信，只要人人怀抱成为“君子”的志向，社会便能自然地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理想中的君子，其品德与绅士之特质有着诸多契合之处……这便是在告诫世人，当远离邪恶，积极行善，孝敬父母，对妻子忠诚，悉心培养子女，友善对待朋友，唯有如此，方能成为对君上忠心耿耿、对国家竭尽忠诚的良民……儒家哲学的核心理念强调，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与顺畅运行，必须将广大民众的幸福作为根本出发点，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私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侧重于将个人权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每当我踏上旅程，无论是游历他乡还是探访异地，我总是细致入微地审视那个社会、那个政府的运行机制，深思其高效运作的奥秘所在……思想的涌流并非仅仅依靠阅读来滋养，纵然书籍是汲取智慧的宝库，但若不能将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并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这些知识便难以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我常将所阅之书与个人经历相互映照……与博学之士进行深入交流，其意义尤为重大，这一点不容小觑。在我看来，这样的交流远胜于埋头于文献的苦读。一次简短的对话，便能让你提炼出对方的智慧精华与思想精粹。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并非偶然。我们对每一个可能出错之处都投入了极大的努力，以预防任何失误的发生。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实现今天的辉煌，积累了丰厚的底蕴。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些储备，一旦面临困境，我们将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我们拥有一个高效运转的体制，而这体制的良性运作离不开我们智慧与专业技能的不断投入。新加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他们在金融服务业、制造业、旅游业以及其他经济领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难以被轻易模仿，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这恰恰是我所做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也可谓是我最为宝贵的成就。

您的成长经历和职业发展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了您的观念和立场？

我的思想源于我的个性，以及我个人的生活历程。每当个体直面世界末日般的崩溃，便会遭遇一连串无法预料的、令人震惊的变故。我的生命轨迹亦然。若非日本军队在1942年发起了对东南亚的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还能延续千年，但历史却在那一年的终点画上了句号。我未曾料想日本人能够征服新加坡，将英国人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确实如此，手段之残暴，连我自己也未能幸免于他们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之前，我早已领悟了权力的本质。日本人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而英国人则未能做到。当时的大英帝国正走向衰亡，其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本无需借助残酷的武力来维持统治。他们仅仅是在1868年利用印度囚犯在山上建造了这栋庞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实现对民众的控制……我从英国人那里汲取了治理国家与民众管理的智慧之珠，同时，亦深谙日本人在运用权力方面的独特技巧。

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对我而言，成了一场极具启示的政治洗礼。在那漫长的三年半时光里，我亲历了权力的本质，深刻感受到了权力、政治与政府三者之间的紧密交织。与此同时，我也洞察了在强权政治的压迫下，人们为了生存所采取的种种应对之策。起初，英国人统治这片土地，他们是这里无可争议的、真正的统治者。然而，随着日本人的到来，我们曾对他们身材、视野和眼神抱以轻蔑与嘲讽。

在与内阁同仁一同缅怀那段治理新加坡的繁忙岁月时，我们不禁心生感慨，深刻体会到那些充满挑战的学生时代对我们成长的深远影响。我们曾遭受街头流氓的欺凌，若非亲身经历这种磨砺，或许早已屈服于恐惧。未曾感受过风险，就如同被囚禁在篱笆后的犬类，虽无虞但亦无自由；一旦置身于喧嚣繁忙的街头，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生死考验……对于四十岁以上的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过这样一堂充满考验的政治课……而我们的子女，未曾经历过侵略阴影下的苦难；相较之下，那些年轻的部长们也无此等经历。激烈的竞争塑造了前辈们的品格，而那些体弱、行动迟缓或是容易紧张的我们，则成为了这场早期斗争的牺牲品。我们，这些遵循达尔文所揭示的自然选择法则而得以存续的个体，心中怀揣着不竭的生存意志。

自1973年至今，我获得了哪些智慧之珠？我洞察了关于人际与社会本质的永恒真理，学会了推动人类及文明发展的策略，并对后退与衰落的可能性有了深刻认识……我敏锐地感知到了文明社会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我也深刻领会了个人成就的长远意义。踏入五十余岁，渐近六十之年，我逐渐领悟到，与知识、道德以及精神层面的丰富相比，世间那些荣光与成就，不过是转瞬成空的幻影；而感官上的愉悦与快乐，也只是转瞬即逝的时光流转。……我逐渐对自身的特质产生疑问：哪些是天生赋予，哪些是后天磨砺而成。如果不是历经磨难与挑战，我能否成为现在的自己？在生死关头的挣扎与面对重大危机时，我的视野、抱负以及对事物重要性的认知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坚信这些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我的“硬件”——即我的身体、心灵和情感——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我的“软件”——即我对信仰、荣誉和财富的认知——已经被人生经历深刻塑造。换句话说，即便“硬件”——先天的优势——再卓越，没有“软件”——后天培养的品质——“硬件”也无法真正发挥其价值。

何种模式导致此态度？

验证真理，唯有付诸实践，才能彻底确证逻辑与推理的稳固性。

考验看成绩，不靠承诺。百万亚洲游子，远离尘嚣，对世事不甚关心，对理论亦无深入研究之意。他们的心中，仅怀揣着对稍好生活水平的向往，以及对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社会的追求。

若要打造卓越的经济生态，我们必须寻求切实可行的策略，以破解增长与发展的瓶颈，而非仅仅停留在各种理论探讨之中。这样的做法亦体现了理性思考的核心精神。

我的生活并非倚赖某一哲学体系或特定理论作为指引。我更倾向于追求事物的极致完美，待到成功在望，再让他人从我的成就中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或原则。我对构建理论并无太多热情。我更倾向于深入探究完成任务的高效途径，而非直接提供解决方案。在评估了多种可能的方法后，一旦发现某个方案具备可行性，我便专注于挖掘其内在的核心原理。因此，我未曾亲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哲学巨匠的亲自指导，我的关注点始终聚焦于那些能够切实融入现实世界的事物之中……面对逆境、艰巨的挑战或是繁复的抉择，若初期的应对策略未能取得成效，我便会立即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我偏爱那些成功率较高的方案，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将所有的期望都集中在一点上。即便初次尝试未能达到预期，我仍会预留其他可行的途径，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险境。

我们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而非纯粹的理论研究。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应对求职、谋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购买衣物、购置房产、养育子女等实际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接触过一些理论，心中可能有所保留，但我们始终秉持实用主义，不受理论框架的局限。一旦遇到可行的方案，我们就立即付诸行动。正因如此，新加坡才能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在评估任何理论时，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可行性？它能否真正造福于人民？既然低成本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为何不利用跨国公司去推动这一进程呢？这样，我们不仅能吸取它们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否则我们可能无法接触到这些宝贵的知识资源。尽管发展经济学派将此视为剥削，但我们的实践经历却有效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更注重实际行动，而非单纯质疑复杂的经济理论。

在《外交事务》期刊中，金大中以“命运的民主”为题，撰写了一篇针对法里德·扎卡里亚讨论内容的反驳文章。不过，我认为这样的反驳并无必要，因为金大中的立场显得过于乐观。我们究竟在何处能找到充分证据来验证他们预测的实现？如果他们的预言必然成真，为何还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他们激烈的辩驳反而暴露出对自己观点的不确定性，以及对预言实现可能性的信心不足……如果历史真的支持他们，即证明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请忽略我的看法，无需过度宣传，可以吗？我深信，一项理论无论其辞藻华丽或逻辑严谨，都无法单凭这些因素来保证其能在现实中得以实施。理论的真正价值，最终还是要通过生活的实践来验证。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关注现实世界所呈现的种种现象，并深入思考这些现象可能对国民生活产生的种种影响。

我观察到，美国的政治体系并非无懈可击，也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英国民众正试图效仿美国的模式……一些盲目崇拜美国体制的人似乎认为，一旦美国官员开始公开原本保密的信息，这种做法便成为了一种趋势。他们似乎认为这代表着社会的透明度，如果部长或法庭隐瞒真相，公众有义务向反对派揭露。但这种看法真的合理吗？它仍是一个新兴观点，尚未经过实际的检验。如果我们动摇了社会的基石，可能会对子孙乃至更遥远的未来带来不利影响。在面对两种制度时，其中一种已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另一种则尚未接受这一考验。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我自然更倾向于选择那经过实践验证的制度。至于那未经验证的制度是否有效，不妨由他人去尝试，并验证其可行性。若一项制度有望激发科技的飞速进步、为公众带来福祉、破解社会困境，却因害怕引发争议而选择放弃，这无疑是极端短视的行为……关键在于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

在制定战略和做出决策时，历史应该占据何种角色？

时光荏苒，历史的巨轮虽不会重复驶入相同的轨迹，但其中某些规律及其产生的结果却始终如一。若缺乏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便会陷入视野的狭隘；反之，若能洞察历史，便能预见未来，具备远见卓识。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民族肯定会从历史的成功与失败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正是这种集体的记忆决定了这个民族对新事物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因为他们会从新事物中发现与历史经历的相似之处。年轻人从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深刻。前辈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心血获得的经验能增长年轻人的见识，帮助年轻人处理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风险，但这种经验是二手的，没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一手经验生动、深刻和持久。

随着越南战争的硝烟初起，美国各界人士普遍感到对越南及其人民的历史了解尚显不足，这种认知上的空白成为了他们的一大短板。鉴于此，耶鲁、康奈尔和斯坦福等知名学府，以及兰德公司等智囊机构，迅速组织了一批跨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投入研究。若美国能在介入越南冲突之前完成这一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或许其军事行动的目标将转向柬埔寨，而非越南。

在战略思维及决策流程中，简洁明了的表达显得尤为关键，此应被视为核心要素，以保障信息的精确传递与被正确领会。

我愿就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表述的重要性略陈己见。然而，达成此目标，实属不易……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犀利地指出，若是希特勒的演讲采用书面语而非口语化的表达，德国民众或许便不易被卷入那场灾难之中。……不论您将一份会议纪要、一封备忘录，抑或一份即将对外发布的类似总统演讲稿的初稿交予我，或呈递至您的部长，请切记避免使用夸张的言辞以求留下深刻印象。应追求以简洁直白的方式阐述您的见解……我正是秉持此理念，并身体力行之。若不能将纷繁复杂的思绪凝练成简洁而清晰的言语，并使之生动形象，以便众人皆能领悟，那便无需在此停留。

我的诸多提议或许会引发争议，但在此，我深信，清晰而坚定地表达个人信念，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阻碍马来西亚政治实现快速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公众对那些令人不快之事的忽视，以及对可能引发争议行为的回避。

唯有那些怀揣壮志、无畏前行，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都能坚定守护民族与国家的信仰，誓死捍卫信念的勇士，方可称得上是有价值、有分量之才。

您在构思战略理念时，是如何受到社会发展动力因素影响的？

文明的起源，源自人类社会在特定环境下对各种挑战的主动应对。挑战无处不在，亦常孕育出繁荣与兴盛。

引领社会变革走向成功，离不开三大关键要素：首先，必须确立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次，要打造运转高效的政府架构；最后，还需强化社会秩序和法治精神。

你务必怀抱坚定的信念。你所构筑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延续，你投身于这些事业，源于对你深信不疑的——你定能打造一个既幸福又安康的国家，一个能够赋予国民成就感的美好社会。若仅仅将国民比作动物，仅仅提供食物，并以此激励他们强健体魄，使之达到如狗猫那般强健的体态，我坚信，这样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实在是难以奏效。为了实现心中所确立的明确目标，一个国家常常需要克服一道道艰巨的困难和险阻。

财产与地位所赋予的特权阶层迫切需要向一个以个人才能和社会贡献为核心的社会过渡，其根本原因在于，只有激发个体潜能的最大化，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鲜有社会能够真正实现人人平等、回报对等的理想境界。若采纳此类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些懒散且能力不足的人将享有与勤劳且杰出者相同的回报，这无疑会打击后者奋斗的积极性，进而导致他们减少努力。纵然实现财富分配的绝对均等社会遥不可及，我们仍可矢志不渝地追求构建一个公平机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所收获的回报将不再以他们所持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依据他们对社会的真实贡献来决定。换句话说，社会有责任激发并表彰个体对社会的最大奉献，并赋予他们相应的回报。

我不禁陷入沉思，对于民众的深切关怀，对于一个民族的奋斗精神，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分量。在我看来，这或许会削弱人们追求卓越、实现梦想的激情。我坚信，若欲积累财富，便需投身于田间地头，辛勤耕耘小麦；依托果园，在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实；依靠工厂，生产出维持舒适生活的必需品。二十年后，我才深刻领悟，在财富的分配之先，我们的首要职责乃在于创造财富。在那个年代，我毫不犹豫地重返已被时代遗忘的转口贸易，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财富的积累离不开对人民的激励与激发，这一点尤为关键。它不仅能够点燃人民的进取心，更能激励他们敢于面对风险，以追求利润为宗旨。否则，财富的公平分配便无从实现。

需求，此乃不可或缺之要素。欲获取任何事物，首先必怀揣对其的深切渴望，而追求某物，首要之务在于洞悉自己真正的需求，随后更需磨砺自我、整合资源，方能在追求中如愿以偿。我所追求的，是构筑起支撑经济现代化的稳固工业基石。同时，这也呼唤着我们拥有勇气与毅力，敢于革新热带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热带地区，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在酷热的夏季无需劳作，在丰收的季节也无需储备物资以应对严寒。全球众多地区的文化模式已根深蒂固……唯有当这些模式被打破，变革之花才有可能绽放。对于渴望变革的贫困国家来说，强烈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需要借鉴富裕国家的模式，重塑自己的未来。

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妨这样概括：首先，我们渴望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与正能量的社会生态。人民不应在迷茫中徒劳奔忙，而应当怀抱改善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保证人民的所得与他们的付出成正比，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渴望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所追求的是公平的竞争平台，以便展示自身的才华……其次，我们迫切需要具有远见卓识且行之有效的管理。以新加坡为例，该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便是如何恰当地管理那些根深蒂固的企业家族……最后，我们期待社会流动性能够畅行无阻。德国与日本能在战败后实现复兴，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他们的资本家、经理人、执行官、工程师以及工人等，团结一心，共同致力于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他们的国家重新崛起。

为全面把握眼前诸多机遇，我们亟需珍视并呵护一个种族多元、语言丰富、文化多彩、宗教共融的社会的蓬勃生命力。在今日之世，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和互联网交流的基石，新加坡的一大显著优势即在于我国民众普遍接受过英语教育。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一点，那就是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及母语所蕴含的无限生机与活力。坚守现实与务实的立场，对于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显得尤为关键。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确凿原则，除非处于极其必要的情况，否则不宜轻易变动。这些原则囊括了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的和谐共处、机会的均等分配、精英化的管理体系、确保收益与社会贡献相得益彰，以及防止“自助餐综合征”——即在支付费用后，尽可能多地获取回报。正是由于这一点，福利与补助往往削弱了人们追求卓越、实现成功的内在动力。

在健全成熟的社会结构中，要融入该社会，首要条件便是精通其官方语言。语言扮演着维系社会团结的坚实基础，正是这一能力的要求，使得新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能够有效避免对国家凝聚力的侵蚀。在种族构成的早期阶段，移民群体可能包括了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甚至是日本人。然而，美国为移民设定了英语水平的门槛，规定只有达到特定标准，方能开启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大门。这一规定有力地突显了语言在塑造社会凝聚力中的关键作用。

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绽放，中国的发展速度逐渐减缓，直至停滞不前。这一停滞现象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的自大与自足，拒绝向西方学习。1793年，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出使中国，携带着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然而乾隆皇帝对此置若罔闻，他曾对英国使者表示：“我国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无需借助外来货物。”正是这种傲慢的心态，让中国付出了近200年的衰败与堕落，而欧洲和美国则不断进步。经过一个多世纪，一位深思熟虑、务实的领导人着手修复国家的创伤，那就是邓小平。1978年，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以色列人素以聪慧闻名。一次，我向一位美国银行总裁请教犹太人之所以聪慧的缘由，他强调这得益于他们优良基因的代际传承。在犹太社会的各个领域，“拉比”常常是智商最高的群体，他们博古通今，才学广博，这得益于他们对《塔那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进行系统的钻研，以及掌握多门语言的能力。因此，成功的犹太人更倾向于与“拉比”的后代结为连理，期望将这种优秀的基因注入自己的血脉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犹太人的杰出基因得以世世代代延续。

您的观点对于社会停滞或退步的理解，是如何影响您在制定策略时的思考模式的？

1945年，英国工党出于一片善意，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这一举措无形中削弱了英国人民的积极进取精神与动力，众多有潜力的企业家们的雄心壮志也因此逐渐消磨。本可避免的遗憾，竟演变成现实。更令人遗憾的是，沉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熄灭了无数人创造财富、追求成功的梦想。

往昔岁月，英国民众在发明创造领域独树一帜，硕果累累，其成就涵盖了蒸汽机、纺织机以及电动机等诸多领域。他们在科学界屡获诺贝尔奖的殊荣。然而，他们并未将所取得的成就转化为商业化的实际应用。为什么英国人缺乏这种把创新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能力呢？我认为这要归因于他们的文化。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这个老牌的帝国形成了一种尊重历史悠久的富人家族和地主乡绅的社会氛围，而那些刚刚富起来的家族通常会受到一定的蔑视。聪明的人都渴望从事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比如律师和医生，希望在这些工作中获得成功，从而被别人羡慕，因为这些职业只需动用脑力、双手可以干干净净的，不像工程师或工人那样必须努力工作、双手脏兮兮的。英国的上流社会也不乐于接纳新富阶层，新富阶层的子女在读完公立学校和大学之后，才有机会受到社会欢迎，而到时他们的家族也变成了具有一定历史的富人家族……一个社会的环境和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者某些社会成员的开拓创新精神……美国社会很注重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其中有四个显著特征：（1）强调个人独立和自力更生；（2）尊重创业者；（3）能够容忍创业过程中的失败；（4）对收入差距的接受度较高。

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特质涵盖：坚定果断、公正无私、诚实守信、远见卓识、同理心、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出色的沟通技巧。

革命浪潮滋养了坚毅果敢、手腕强硬的领导者，而和平的环境则孕育出那些致力于为民众缔造安宁舒适生活的领袖。

通过对世界各国民众及领导人经验主义视角的深入观察，我坚定地认为，个体在能力、倾向和性格特质方面的70%至80%是由遗传基因所塑造。换句话说，从你诞生的那一刻起，已有70%的命运轨迹被预先设定。若你天生拥有才华，你将成长为一位才子；若你生性较为迟缓，你也将成为一位行动不疾不徐的人。这些特质仿佛是命中注定，似乎无法通过任何外部手段进行改变……在美国的书籍中，有人宣称人可以通过培训成为领导者，但对此，我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我深信领导力源自于天赋之所在。纵使能够传授某人成为杰出经理人的技巧，却难以将其培育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他们必须拥有非凡的动力、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以及敢于直面一切挑战的坚定决心。

领导一职无疑充满挑战，而成为政治领袖则更添一层复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任首席执行官或军队指挥官的职责，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挑战。在后者的情况下，您无需耗费精力去争取那些可能对您说“不”的支持者。作为政治领袖，在竞选征途中，选民有权对你的言辞选择性忽视。但当竞选尘埃落定，决定性因素在于你能否赢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坚信你将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深信你有能力履行你的承诺。这需要你掌握一系列全新的能力。只有当你内心充满动力，对民众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决心为他们带来切实可感的变革，你才能掌握这些技能。若你缺乏这些天生的素质，却渴望成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或许考虑其他职业道路会更为明智。

卓越的分析洞察力，对事实的精确把握，以及提炼核心原则、聚焦本质事实的卓越技能。他们将其形象地称为“直升机素质”，这一素质使他们既能从宏观角度全面审视事务与问题，又能细致入微地捕捉关键细节，灵活调整视角，有的放矢。或许你在数学考试中取得了高分，数学成绩斐然，但这尚不足以……他们必须洞察现实的本质，明确区分哪些目标能够触及，哪些则如海市蜃楼，遥不可及。然而，若仅局限于眼前的视野，难免会陷入平庸与无所作为的困境，最终走向失败。因此，你必须具备超越现实边界的非凡力量，深信“这同样能够变为现实”，换言之，你必须怀揣着卓越的想象力。

为确保社会不会陷入持续的无序与混乱，有必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权力结构。尽管人人平等的理念被提倡，但平等在现实中始终未能完全实现。个体之间的贡献程度不同，有人贡献更多，有人贡献更大。我们如何准确预测这些差异呢？难道预测真的如此困难吗？关键在于，人类对于所谓的“性格”这一难以评估和量化的特质深感困惑。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未对同侪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点令人深思。领导力正是由这种难以界定的性格特质，结合心智、知识和纪律等因素共同塑造的。在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中，领导者的选拔应当面向广泛群体，他们应当接受高等教育，系统学习特定学科，掌握基础原则，并理解历史与人类经验，这样的领导者将更符合社会期待。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决策者常遭遇哪些典型错误认知？

他们有时难免沦为傲慢与过度自信的受害者，有时亦与变革的绝佳机遇失之交臂。

崇拜哪些领导人？为什么？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将军，身为法国军人，为何还需依赖外国的美军守护？”戴高乐意志坚定，他不仅拥有过人的勇气，更具备强大的魄力。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我对丘吉尔的敬仰，源于他在逆境中的坚定信念：若换作他人，或许早已选择放弃。然而，他毅然宣称：“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间、街巷中战斗，我们绝不会投降。”即便是在自己的军队遭遇败绩时，他仍能如此决绝地表达对德国人的不屈，这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意志力、勇气与决心。若问及美国人崇拜谁，他们定会提及罗斯福。罗斯福拥有美国那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实力。

在我国内阁团队中，吴庆瑞对新加坡的进步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他心怀坦荡，意志坚定。即便在我们意见不合之际，他亦会就我的决策提出质疑，推动我重新审视决策的根基。这种相互辩证的过程，助力我们为新加坡打造出更为精妙的政策。在遭遇危机之时，他的分析总能体现出敏锐、务实与客观的特点，而他面对难题时的担当精神，更是激发我敢于探索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解决方案……他无疑是解决难题的行家里手。我竭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确保我们共同制定的政策得以顺畅执行……在国防领域，他对战略学的经典著作烂熟于心，对孙子、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等人的作品均有深入的研究。他订阅了众多军事期刊，关注武器发展的最新动态。他还赠予我一些书籍和文章，上面布满了他的批注和个人见解，他坚信，在我作出决策之前，必须全面了解并掌握即将批准的各项事务。

后人如何铭记我？

我无意将自己塑造为政治家的形象深入人心。首先，我绝不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家。在我看来，我是一位信念坚定、始终如一、百折不挠的实践者。我以稳健的步伐脚踏实地，并誓言将坚持不懈，直至成功之岸。除此之外，别无他愿……凡自称为政治家者，无不应当寻求心理专家的辅导。

世人将如何记载我走过的足迹，这并非我能掌控。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我始终不懈地追求并实践那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行动。我一向未曾有意踏入政界。我的心中怀揣着成为一名律师的理想，渴望能够过上优渥的生活，并成为一位卓越的法律顾问。但一连串的政治波动席卷而至，这迫使我不得不顺应时势，汇入政治的滚滚洪流。肩负着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我必须保障国家的稳健前行……在我离任之时，我所力求实现的，是确保各项制度依然健全、廉洁且高效，并帮助现任政府清晰界定自身职责，同时甄选出下届政府中的杰出人才。

我自承并非每一步都无误，但每项举措都源于高尚的宗旨。我有时不得不承担一些令人不适的职责，甚至在未经过审判的情况下对某些个体实施监禁。至于我最终的评说，则有待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在我生命的终点到来之前，我或许仍将面临类似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