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稳步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30.4亿美元，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规模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小编对对外直接投资划重点提取出来了，以下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一系列政策。分别有这几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税收政策演进的逻辑分析
纵观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税收制度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环境及对外投资发展情况变化的约束，也受我国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影响，是一个内外因素多重作用的综合结果，但其中的发展主线是一致的。
（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深刻影响税收政策目标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跨国投资主要是“引进来”，即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对改善国内投资不足、弥补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家战略需要，我国对外投资总体战略从“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转变。在“走出去”被纳入国家战略之前，我国的对外投资政策侧重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市场以补充国内不足，对外投资属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辅助和延伸，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 这个阶段以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基本税制为主，激励性的财税政策不多。 2000年以后，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同时逐步制定对外投资监管制度，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在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上，相应不断完善境外投资收入的所得税制度，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定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激励政策，扩大签订税收协定的范围。这一时期，我国税收政策由被动应对式转变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与资源、促进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激励手段，并且不断成熟和完善，形成了完整的框架体系。 2017年后，我国加强了对外投资的财务和风险监管，特别是加强了对非理性投资的监管，过去以完善基础制度和加强激励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渐渐无法满足时代需要，亟需更具有调节功能和灵活性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以加强对外投资监管和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二）税收政策发展基本体现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变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典投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很好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其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集经典投资理论之大成，成为分析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理论。根据该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生产活动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相关。这解释了为何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处于低水平波动，因为当时我国并不具备这些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对自身并不具备竞争优势行业的投资、跨境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反向流动等，降低了传统对外投资理论的解释能力，对经典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践中都能够有所体现。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看，基本遵循的是从寻求市场、资源、效率到寻求技术等战略资源的不断变迁。2000年以前，我国对外投资反映的是寻求市场的需要，以占有国外市场、避免贸易保护或进行加工装配业务而开展的对外投资为主。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提升，对外投资的目标转变为寻求战略资源、管理经验和关键技术。战略资源、关键技术开始取代市场成为我国开展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这也与我国实行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所得税减免以及在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财政补贴政策相互佐证。在我国的对外投资动因中，除了传统的市场、资源、效率和技术寻求因素外，还有制度和与制度相关的国家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我国对外投资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靠企业自下而上自然发生，而是通过政府战略驱动、制度完善和治理保障组成的自上而下制度驱动发生，如“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合作等，以及在这些指导下的相关对外投资监管、引导、规范、财税政策和行政推进体系。但是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导向性强度还不够，尚有很大发挥作用空间。
（三）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发展高度印证税收政策工具的理论效用
多数学者认为，税收政策工具对对外投资是有影响的，并研究了优惠税率以及不同的消除双重征收方法如（免税法、抵免法）、税收饶让、延迟纳税、税收协定等的影响，得出了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如Azemar、Desbordes和Mucchielli运用Hines（1998）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框架，对日本1989年-200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税收饶让降低跨国公司在母国的税收负担，激励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国内学者则更多地从税收政策作为一种激励政策手段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建议。如尹音频等提出了我国推进“走出去”战略税收优化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沈小平等认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在企业“走出去”所得税方面还不够细化，从一般制度、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三个方面提出了对外投资合作中涉及的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建议。从实践来看，我国认可税收政策在激励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并广泛运用了税收减免、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等减轻对外投资税负的手段，特别是2000年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台了大量相关税收激励政策，但税收政策工具仍比较单一，政策工具箱中很多政策还没有在我国施行；现有税收减免、税收饶让、财政补贴等财税政策工具在激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暴露出的财税政策成本高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三、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优化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
2017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国内外新的发展形势，对外直接投资在安全、风险、效益等方面问题的暴露，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由粗放型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一是要尽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规划，明确对外投资的目标、原则和战略，明确税收政策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结构中的调节功能。二是要有效整合现有的比较分散且立法层次不高的财税政策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制度进行修订或废除。三是在整合现有财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财税法律法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政策目标、税收法律关系、基本原则、基本功能以及税收征管作出基本规定。
（二）发挥调节作用
关键是要实施有差别的税收政策。一是扩大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差异。在行业差别方面，可以考虑扩大当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扩展到国家倡导的国际产能合作重点行业或其他需要推动的行业。在地区差别方面，可以考虑给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以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投资主体方面，可考虑给予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境外投资所得免税政策，免除最低门槛以下的境外投资收入所得税，同时免除境外投资所得纳税申报义务。二是完善税收政策的双向调节机制。当前税收政策以激励为主，税收调节方向单一。完善双向调节机制，可考虑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白名单”制度，将国家政策鼓励的对外投资行业和地区企业纳入该名单以享受税收优惠，同时通过移进、移出“白名单”上的对外投资企业范围以实现双向精准调节。三是创新税收政策间接调节工具。创新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等间接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工具，在不增加财政成本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风险补偿的作用，回归税收政策本位，同时也有助于企业摆脱对于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的依赖，营造良性健康的“造血”机制。
（三）加强税收管理
通过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税源监控和征管能力建设，构建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税收调节和导向需要的税收征管配套制度。一是完善税务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提高国际税收合作、国际税收征管和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加强对外投资税源的信息监控。建立税务部门与商务、发展改革、财政、市场监管、外汇、国资等部门间对外投资税收征管信息共享机制，集中统一处理部门间涉及对外投资企业的工商登记、产权登记、财务会计、监管、税收征管、进出口、信贷等信息，开展对外投资数据的大数据分析，提高涉外税源的信息监控能力。三是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税源的分类管理和评估制度。在对外直接投资纳税人税务信息采集的基础上，通过开发风险评估模型，对纳税人的境外投资、财务、业务数据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进行不同的税收征管处理。四是加强反避税工作。完善对于受控外国公司管理规则的制定，对滥用税收优惠进行避税的行为进行打击，避免由于滥用对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导致无谓的财政损失。在反避税的国际协调上，按照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的要求，加强国际涉税信息的交换，促进形成更加一致和公平的国际税收环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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