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肆虐的北戴河，城市陷入了一片萧瑟与沉寂。然而，林彪却依旧在炎炎夏日频繁造访。1971年的夏季，他与叶群一同居住在距离北戴河西海滩约两公里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幢位于松树丛中的两层小楼，即中直疗养院的62号楼（原编号为96号楼）。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沿袭旧习，习惯性地称之为“96号楼”。

林彪在北京的日常居所主要有两处：其一是位于毛家湾的个人住所，另一处则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的周边环绕着高耸的围墙，北面并未靠近街道，那里设有解放军出版社，亦即平安里三号。昔日，交通部门曾计划开辟115路电车，其终点站定位于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然而，由于担心电车运行时的噪音会干扰到林彪，这一计划并未获得毛家湾方面的批准。

炎炎夏日，每当北京有要事，他便会选择入住人民大会堂，为期两三个月。在大会堂中，林彪常驻浙江厅。他对于光线、风、水、强烈声响以及温度的突变都极为敏感，对于人群的喧嚣、身体的疲劳、言语的挑拨，以及许多常人并不畏惧的事物，他都显得格外畏惧。他并不喜欢喧嚣的环境，有人认为这是性格上的特殊变化，也有人说是战争留下的伤痕，这种影响已深入到他的心理与神经系统中。

自是，若京城夏日无所事事，林彪常会选择前往大连或北戴河小住。至于春日时光，他更偏爱苏州之地，那江南的春色，尤为迷人，往往流连忘返，将整个春天都沉浸在苏州的温柔之中。

林彪的日常生活习性，即便在荣膺“副统帅”之位后，依旧显得颇为异乎寻常。他的日常几乎全然沉浸在沉思之中，于一片无声、无光、无色彩的幽寂氛围中，他可以连续数小时静坐不语，宛如一位入定的老僧。沉思与沉默，成为了与他有过接触的党内领导人们共同的记忆，然而在当时，无人会将这些特质与阴险之念联系起来。

根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著的回忆录记载，林彪偶尔会在室内徘徊，边自语边品味着炒熟的黄豆。他有时会一根接一根地点燃火柴，直至火柴盒中的火柴悉数燃尽，方才在脸上露出难得的一丝笑意……

依照林彪惯常的作息规律，他每日需连续坐上五六小时，上午通常是三小时，下午则至少两小时，最多可达三小时。唯有在风平浪静的黄昏时分，他才会步出庭院稍作散步，而光线过于强烈之时，即便是休息时间，他也绝不会外出。

他所审阅的电报与文件，均需在发出前先存放三小时。

熟悉林彪日常作息的人均指出，他最为难以容忍的，便是他人突如其来的打扰。此类干扰往往引发他情绪上的连锁反应，而此类情绪，即便叶群亦难以明言其具体为何。

其一是心慌伴随汗水淋漓，其二则是大小便失控。林彪在此时此刻，几乎丧失了所有行动能力，不仅无法阅读书籍、聆听汇报，甚至连正常进食都变得极其艰难。面对此种状况，林彪唯有彻底卧床休养，并且往往需休息三四天才可逐步恢复如常。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林彪秉持着一种“毛主席同意，我便同意；毛主席划圈，我便划圈”的“紧跟”方针，刻意避免在公众场合轻易露面，仅限于拉拢自己的势力团伙。

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平时，林彪没日没夜地考虑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

他在政治事务中的参与，往往是通过聆听秘书解读文件，并委托秘书代表其意愿在文件上做出标记。对于表示赞同，他会挥动双臂，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圈，秘书便会于文件上以相同的符号予以确认。若需发表意见，则由秘书记录下来。若意见相左，他便会口头表述“不予答复”，或是以一个压制的手势表达其态度。

在“批林”运动中，揭露的资料显示，林彪所“圈阅”的文件，实则均为秘书所绘制的圈圈，此言确属实情。

长久以来，林彪的出行方式以“转车”著称，即乘坐汽车驰骋于野外，于颠簸之中寻觅一份畅快。然而，自1970年秋季起，这种独特的出行活动亦日渐稀少。

庐山会议的决策失误，让林彪陷入了极度的懊悔与焦虑之中。他本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如今更是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偶尔聆听秘书解读中央文件之外，他对其他文档的涉猎变得甚少。林彪开始减少接待客人的次数，常常独自一人关在房间内徘徊，步伐踱来踱去，一圈又一圈，永无止境地旋转。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不过在组织上保林彪的同时还是逐渐加大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批判力度。由于庐山会议批判的只是陈伯达，林彪及其手下一伙的问题还未被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多方“打招呼”，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

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当时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也隐约地能感觉出来。

1971年1月，当时被认为是受陈伯达影响并被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后来对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人参加过去由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行了“掺沙子”，林彪一伙在此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手下“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五月中旬，关于《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该谈话于1970年12月举行）的内容开始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级传阅。谈话中特别指出，“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表述让人反感，而这正是林彪所尤为推崇的。至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不约而同地发表文章，提醒全党要警惕那些“正潜藏在我们身边，如同赫鲁晓夫一般的危险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

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看，林彪表现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里的一股霸气很少发作，这时只是以阴谋对抗的手段来发泄。

林彪昔日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曾对“顶牛”的说法有所回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曾试图觐见毛主席，然而毛泽东长时间未予回应，并指出林彪性格刚烈，从不轻易低头，此言非虚。不论李文普的分析是否准确，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林彪之所以拒绝自我检查，实因他认定此举无益，真正的意图难以揭露，而检讨反而可能加重他的罪责。正如他儿子林立果所言，林彪当时的心态已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

周恩来显得异常焦虑，不时地注视着手表，同时派遣秘书去探寻林彪的行踪。不久，林彪缓缓步上城楼。尽管已是五月，他却依然身披一件军呢大衣，周身弥漫着浓烈的烟草气息，看上去无精打采，一副意兴阑珊的神情。

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长期执笔记者生涯中，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到现场，便先按下快门，捕捉一张全景。然而，这次，他随性地拍下一张全景，便将相机搁置一旁，静待良机。不久，当他再次回到圆桌前，不禁惊愕不已：林彪的座位空空如也，人影全无。

周恩来心中隐约不安，眼神不时投向那空寂的座椅，喉结微微上下移动，似乎有话想说，却终究只将话语咽回了腹中。他轻轻招手，唤来警卫员，低声下达了几句指令，警卫员便迅速奔向了城楼的大厅。

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

我原本以为这场会谈已告一段落。然而，细瞧之下，主席与总理的警卫员依旧伫立在大厅之中，他们与我一般，皆愣愣地凝视着那令人困惑的林彪。不知林彪究竟何时步出118号房间。我们头顶炎炎烈日，汗珠涔涔而下，而他却蜷缩成一团，帽檐压得极低，最令人震惊的是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容。尽管无法窥见其全貌，仅露出的部分便足以令人坚信那是一张蜡像般的脸庞。

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在他身旁，我们只感觉到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的情绪似乎有所低落，身体也似乎比往昔更为虚弱，然而由于日日相见，我们并未察觉到有何显著异常。关于他的健康状况，有详尽的病历可供查阅，而他所服用的药物也都有保健医生的详细记录。曾有多位来自301医院、北京医院的专家和医生为林彪诊疗过疾病，检查过身体状况，而这些保健医生至今仍居住在北京。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亦在北戴河担负林彪的保健职责。正值9月初，即在林立衡与张宁抵达北戴河的前数日，蒋保生特意邀请北京医院以及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学者和医师齐聚北戴河，对林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经诊断，林彪的身体状况与以往无异，并未显现出任何异常。